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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待时机成熟，迅速调集大军，趁其犹豫之际，派兵渡江作战，出其不备，大获全胜。
同时，又利用南方粮仓多为竹茅结构的弱点，秘密派人纵火焚烧，彻底摧毁陈的财力。
又派遣多次献计取陈的杨素为信州（治今西川奉节东）总管，在永安（今湖北巴东）制造战舰，大的能够容纳战士800人，各种大小不等的船只很多，做好了从长江上游攻陈的准备。
开皇七年，隋朝利用江陵（今属湖北）后梁政权内部的贵族势力倒向陈的时机，以陈纳叛为词，下令废其国，消灭了这个自北周以来就成为傀儡的政权，拉开了正式伐陈的序幕。
八年二月，陈人又出兵陕州（今安徽凤台西北），这促使隋文帝决定发兵讨陈。
十月，正式下诏伐陈。
诏书中历数陈的罪行，指责他们“厚纳叛亡，侵犯城成”，并且以替天行道的口气，指出历来割据南方的政权的非正义性，以救南方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救世主身份，声言“以上天之灵，助戡定之力”（《隋书·高祖纪下》)，将一举平定吴、越。
诏书抄写了30万通，在江南广泛散发。
接着，于寿春（今安徽寿县)设置淮南行台省，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，成立了指挥伐陈的大本营，并拘留了陈的使者。
于是，命晋王杨广、秦王杨俊、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，率领90个总管，大军51.8万人，兵分八路，从巴蜀到东海之滨沿长江数千里的战线上，向陈发起总攻。
诸军皆受晋王杨广节度，又以高颍为晋王元帅长史，主持军中事务。
十二月，杨素率舟师出三峡，乘夜偷袭陈守卫长江险要的水军，顺流而下，首抵汉口。
其他各路大军也都先后兵临长江。
而陈朝方面，在后主陈叔宝的统治下，朝政一片混乱不堪。
宰相江总不亲政务，唯事诗酒，与官僚文士陪着陈后主日夜游宴，其余大臣也置朝廷安危于不顾。
当沿江守将不断奏报隋军将至的消息时，实际主持政务的中书舍人施文庆、沈客卿都扣押不报。
当尚书仆射袁宪等人请求加强京口、采石等沿江要地的防守力量时，施、沈二人又极力加以阻止。
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后主陈叔宝面对着隋朝大军压境，他还盲目乐观地说：“王气在此。
齐兵三来，周师再来，无不摧败。
彼何为者邪？”
都官尚书孔范也随即附和道：“长江天堑，古以为限隔南北，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！
边将欲作功劳，妄言事急。”
也许是南方的先进文化使他们保持盲目的优越感，也许是长期偏安的局限造就了他们柔靡怯弱的性格，总之，他们对北方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当时的南北形势缺乏基本的了解。
前线硝烟弥漫，建康城里却照样歌舞升平，君臣依旧奏乐、纵酒、赋诗不辍。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隋朝君臣对形势的判断十分清醒。
每采取一个步骤，都要反复分析论证。
当伐陈的大军在长江沿线布开之后，高颊还与行台吏部郎中薛道衡分析起了成败之理。
薛道衡以一介书生，道出了令长于谋略的高颊颇为之叹服的必胜之理：“尝闻郭璞有言，‘江东分王三百年，复与中国合。
’今此数将周，一也。
主上恭俭勤劳，叔宝荒淫骄侈，二也。
国之安危在所委任，彼以江总为相，唯事诗酒，拔小人施文庆，委以政事，萧摩诃、任蛮奴为大将，皆一夫之用耳，三也。
我有道而大，彼无德而小，量其甲士不过十万，西自巫峡，东至沧海，分之则势悬而力弱，聚之则守此而失彼，西也。
席卷之势，事在不疑。”
(《资治通鉴·陈长城公至德二年》)形势正是沿着隋朝方面的部署向前发展。
开皇九年正月初一，贺若弼利用敌人的55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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